昨天上海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说公交车的月票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因伪造画了一张公交月票而被学校开除的学长，很为他惋惜。可惜的不是他道德的沦丧，而是觉得他的专业基本功不扎实，怎么会画不像呢？那么简单的东西（注：不是现在人们用PHOTOSHOP或什么3DMAX等等工具画的，而是用水彩、钢笔制作，也不是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基本功扎实的建筑学学生一般都能胜任）。常常光顾我的博客的DDMM觉得园丁怎么突然没有了是非原则？

说来话长，当年在TJ的建筑系画票成风，当然画的绝大多数是校内的各种门票，那位老兄也确实胆大了些，加上没有学好建筑学制图的基本功，结果就阴沟翻船。

在我读本科阶段，每逢学校有什么要门票的活动，比如电影、内部录像、知名学者的讲座、舞会、冷餐会等等。因为资源不足，门票就很稀缺。但是建筑系学生想要参加的话，基本没有问题，一般都轻松实现。学校活动的管理者在活动结束后整理门票根时总能找出一大堆有问题的票根（注：在反复比较，仔细研究的情况下才能发现）。

为此，系领导三番五次的和我们开会希望阻止我们这种不良的行为。但是每次批评时所流露出对学生制图能力的得意和欣赏，领导还常举例说明“这次学校又抓住几个画电影票的，不过全是结构系的同学，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哈哈，这样的批评会议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隐约中有暗示我们要提高技术的意味。所以根本不起任何阻止作用。领导照批，我们照画。

最常画的票子是学校大礼堂的电影票。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是一套流水作业，班长用班费负责搞到一张真票，色彩感觉好的同学用照相颜料将纸质和电影票相似的白纸渲染成同样的颜色，接着用吹风机吹干，然后线条基本功扎实的同学将染色后的纸上按真实比例画上各种线条和图符（这道工序比较简单），下面就是字写得好的同学上阵了，要将手工字写成打印一样的效果，同时字的颜色也不同，是最难的一道工序，这道工序通常由女同学完成，因为她们仔细。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制作完的一整张票子放在地上用脚踩两下，然后剪裁成一张一张的电影票，和真的毫无二致。

伪票堪称的一次杰作，是由现在的院里W负责制作的。那是80年代初贝聿铭来校讲座，国内轰动。如果就是系里的师生，那么座位是够的。可是因为是大师来，而且观众来之全国各地的各大院各研究院的很多人物，就显得很不够了。学生每班只能若干张入场券。系里对我们画票的能力早有领教，所以票子做了非常复杂的防伪标志，最后还加盖系的公章。想来这次我们是没有能力画票了，即使画成票，也不敢画公章吧，否则是严重的仿冒公章的问题了。这样的讲座机会，我们怎么可能轻易放弃？票子还是画成功了，和真票一模一样，但是在最后的公章上大家犹豫了，因为绝对原则的问题大家也是清楚的。这时W学长（现在的大老板）就想出了妙招，且由他亲自完成。W是篆刻高手，他立刻刻了一枚公章，但是当中换了字，就是把“建筑系”改成了“建筑学”，其他都一样，一旦出事，也不能说仿冒公章么。于是坚决地在入场券上加盖了“。。。。。。建筑学”的公章。“建筑学”无论如何看上去还是像“建筑系”的，同时乍一看还以为系公章就是“建筑学”，守门人是绝对看不出的，连当时的系主任也不知道假在哪里。大家都顺利入场，结果报告厅的走廊里人山人海。

如今大家碰面，有时还会谈起当年画票的经历，没有丝毫的犯罪感或者有歉疚，而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回忆那时的聪明、智慧、和天才的创意。

只可惜当年的那位画月票的学长，实在是不该去伪造那些东西，犯了原则错误。